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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陈祖涛见证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
时间:2005-12-23 9:11:09
国际模具网
奔驰公司很注重客户联系。他们的总部在斯图加特，总部只生产发动机，他们又带着我们到莱茵河工业区的很多企业去参观。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们首先去参观奔驰公司的汽车博物馆。奔驰公司的汽车博物馆有一个规定，哪一个国家的贵宾来了，要悬挂这个国家的国旗。我们一走进展览大厅，就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心里顿时一阵激动，要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我们两国是分属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啊。据我所知，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个代表政府到西德的商务代表团，悬挂中国的五星红旗表明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尊重。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随后，我们到汽车总装厂、钢铁厂、轧板厂、齿轮厂等主要生产厂看了一大圈。我的专业是造汽车，参观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汽车厂家对我和祖国都有重要的意义。德国是现代汽车的诞生地，在西德，除了奔驰公司之外，还有著名的大众公司。于是我又提出要参观大众公司，对方马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众公司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西德之行有几大好处——购买到了材料、汽车，保证了一汽按时投产和“八大”开会；开通了一条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的渠道；走出东方集团国家的圈子，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生产和管理上的先进和科学，看到了我们和他们的差距。
1956年10月我回到长春后，中共“八大”已经开完，一汽已经正式投产，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看到中国一天天强盛，每个人的心头都是热烘烘的。回来后赶上发动机车间联调，我立刻参加了联调工作，每天和苏联专家及工人一起呆在车间里，直到所有的设备工作正常，所有的产品合格。我和车间里的三个苏联专家关系非常好，除了在车间里工作外，还在一起唱歌、喝酒(专家们的酒量极大)，每个星期天都喝酒聊天，无所不谈。另外我和车间里的工人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工人们亲切地叫我“小专家”。1957年8月，饶斌把我找去：你该离开发动机车间了，根据需要，你到工艺处去。我是1953年到一汽的，去了就留在苏联，1955年回国，在生产准备处，1956年初到发动机车间，没有几个月又去了苏联，我真希望能在基层扎扎实实地干一段时间，但饶斌的一句，“你是共产党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不能讨价还价”，我只有服从了。当时工艺处分管全厂的技术部门，我在苏联学习积累的经验在这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没多久，我就熟悉了全厂的技术管理工作。
1958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开始了。我是在苏联长大的，思想、行为方式都带有俄罗斯人开朗豪放的特点，对那种吹牛皮、说大话的“放卫星”很不理解。一汽有名的八级老工人李子政是一个不怕鬼、不信邪的人，他公然地在外面表示对“大跃进”的不满。但他是工人，技术上又有一手，所以，厂里也没有追究他。我就不同了，我是知识分子，我对那些“砸了锅去大炼钢铁”和“全村人民日夜苦战，砍光了山上的树去大炼钢铁”的报道，很不理解，这些都是完全违背科学常识，甚至是违背正常人的思维逻辑的。我的这些“放肆”的言论被反映到了有关部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全国各地开始了“拔白旗”运动，我们一汽重点批两个人：从美国回来的孟少农和从苏联回来的我。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站在台上被一些人指名道姓地批判，我嘴上不说，心里根本不服气。“说我反党，你这样做才是害党呢。”我那时还不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将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成为党内极左路线的直接受害者，有的甚至是牺牲者。当然，对这个问题是到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批判了我好几个月，好在我们一汽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明星同志是一个很有政策水平的老同志，他原来是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长。他说：孟少农、陈祖涛都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会反党呢？就是有些错误认识罢了，可以改正嘛。就这样，我们逃过了这一劫。在我挨批的时候，一汽的原厂长郭力对我特别好，他和我住楼上楼下，是邻居。他怕我挺不过去，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把我喊到他家里，温上一壶酒，炒上两三个菜，和我边喝边聊，讲他过去的委屈，劝我想开些。郭力是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那时环境艰险，有一段时间他和党失去了联系，算是一个“历史问题”。解放后，他是第一任一汽厂长，就因为这个问题，他急流勇退，主动辞去了厂长职务，推荐饶斌任厂长，自己任总工程师。一个和自己父亲同龄的老党员有这样的胸怀，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的耐心开导下，我也想通了。
(本信息真实性未经国际模具网证实，仅供您参考。)国际模具网
奔驰公司很注重客户联系。他们的总部在斯图加特，总部只生产发动机，他们又带着我们到莱茵河工业区的很多企业去参观。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们首先去参观奔驰公司的汽车博物馆。奔驰公司的汽车博物馆有一个规定，哪一个国家的贵宾来了，要悬挂这个国家的国旗。我们一走进展览大厅，就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心里顿时一阵激动，要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我们两国是分属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啊。据我所知，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个代表政府到西德的商务代表团，悬挂中国的五星红旗表明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尊重。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随后，我们到汽车总装厂、钢铁厂、轧板厂、齿轮厂等主要生产厂看了一大圈。我的专业是造汽车，参观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汽车厂家对我和祖国都有重要的意义。德国是现代汽车的诞生地，在西德，除了奔驰公司之外，还有著名的大众公司。于是我又提出要参观大众公司，对方马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众公司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西德之行有几大好处——购买到了材料、汽车，保证了一汽按时投产和“八大”开会；开通了一条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的渠道；走出东方集团国家的圈子，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生产和管理上的先进和科学，看到了我们和他们的差距。
1956年10月我回到长春后，中共“八大”已经开完，一汽已经正式投产，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看到中国一天天强盛，每个人的心头都是热烘烘的。回来后赶上发动机车间联调，我立刻参加了联调工作，每天和苏联专家及工人一起呆在车间里，直到所有的设备工作正常，所有的产品合格。我和车间里的三个苏联专家关系非常好，除了在车间里工作外，还在一起唱歌、喝酒(专家们的酒量极大)，每个星期天都喝酒聊天，无所不谈。另外我和车间里的工人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工人们亲切地叫我“小专家”。1957年8月，饶斌把我找去：你该离开发动机车间了，根据需要，你到工艺处去。我是1953年到一汽的，去了就留在苏联，1955年回国，在生产准备处，1956年初到发动机车间，没有几个月又去了苏联，我真希望能在基层扎扎实实地干一段时间，但饶斌的一句，“你是共产党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不能讨价还价”，我只有服从了。当时工艺处分管全厂的技术部门，我在苏联学习积累的经验在这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没多久，我就熟悉了全厂的技术管理工作。
1958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开始了。我是在苏联长大的，思想、行为方式都带有俄罗斯人开朗豪放的特点，对那种吹牛皮、说大话的“放卫星”很不理解。一汽有名的八级老工人李子政是一个不怕鬼、不信邪的人，他公然地在外面表示对“大跃进”的不满。但他是工人，技术上又有一手，所以，厂里也没有追究他。我就不同了，我是知识分子，我对那些“砸了锅去大炼钢铁”和“全村人民日夜苦战，砍光了山上的树去大炼钢铁”的报道，很不理解，这些都是完全违背科学常识，甚至是违背正常人的思维逻辑的。我的这些“放肆”的言论被反映到了有关部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全国各地开始了“拔白旗”运动，我们一汽重点批两个人：从美国回来的孟少农和从苏联回来的我。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站在台上被一些人指名道姓地批判，我嘴上不说，心里根本不服气。“说我反党，你这样做才是害党呢。”我那时还不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将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成为党内极左路线的直接受害者，有的甚至是牺牲者。当然，对这个问题是到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批判了我好几个月，好在我们一汽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明星同志是一个很有政策水平的老同志，他原来是上海市委的组织部长。他说：孟少农、陈祖涛都是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会反党呢？就是有些错误认识罢了，可以改正嘛。就这样，我们逃过了这一劫。在我挨批的时候，一汽的原厂长郭力对我特别好，他和我住楼上楼下，是邻居。他怕我挺不过去，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把我喊到他家里，温上一壶酒，炒上两三个菜，和我边喝边聊，讲他过去的委屈，劝我想开些。郭力是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那时环境艰险，有一段时间他和党失去了联系，算是一个“历史问题”。解放后，他是第一任一汽厂长，就因为这个问题，他急流勇退，主动辞去了厂长职务，推荐饶斌任厂长，自己任总工程师。一个和自己父亲同龄的老党员有这样的胸怀，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的耐心开导下，我也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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