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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陈祖涛见证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
时间:2005-12-23 9:12:06
国际模具网
“红旗”仿制出来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去检测和试验。按规定，新车总成要单独试验，要大量的数据；整车要有各种道路、环境及温度条件下的试验数据，等到毛病都消除了，达到设计标准了，才能投入批量生产并交付使用。但那时只要政治标准，车一出来就到北京报喜去了。而且刚好赶上国庆10周年，上级指示要用我们自己的“红旗”参加10周年庆典的游行。我是技术负责人，我知道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是不稳定的，我那个担心啊，可以说是胆战心惊，生怕哪一辆出毛病。还好，我们的”红旗”全部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以后“红旗”就开始小批量地生产了，但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小毛病很多，特别是外协件问题大。我们的驻外大使反映：“红旗”的毛病太多，执行外事活动时，列队跑的“红旗”，说不定哪一辆就“抛锚”了。有几次，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我们的大使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时间长了之后，驻外大使和中央领导慢慢地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
到了80年代，“红旗”的生产暂时停了下来。作为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负责人，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红旗”是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啊。但“红旗”终究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品牌，国内政治还是需要它。那时，我是中汽总公司的总经理，我告诉一汽老总耿少杰，“红旗”要脱胎换骨，但不能改头换面。“红旗”的外型全国人民都认可，不能改。对事关安全的重要零部件，如发动机、转向、制动等关键产品要进口。我又找到田纪云副总理要了外汇，保证了进口所需的资金。经过改进的“红旗”，质量明显有了提高。我坐着改进的“红旗”让李鹏总理看，李鹏总理对新“红旗”很满意。我想乘机挽回“红旗”的面子，就对李鹏总理说：这辆车送给你，做你的办公用车。李鹏总理说：“不行啊，我用车需要中央警卫局批准，我个人无权决定。”我不泄气，又找到薄一波同志，提出让他用我们的新“红旗”。薄老很高兴地答应了我，将自己的座车换成了新“红旗”。以后又有很多中央领导在我的游说下重新换上了新“红旗”，我自己也走到哪里都坐“红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亲自为“红旗”做广告。这期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1984年建国35周年，邓小平同志要检阅三军，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副局长找到我说：小平同志检阅三军需要一辆绝对保证安全的防弹的“红旗”检阅车，希望我们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造出来。小平同志检阅要用我们的“红旗”，这对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同时我也掂得出这件事的分量，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按我国当时的造车水平，防弹车没问题，但关键是那个可收放的车顶篷的防弹问题。顶篷是个软东西，这种防弹的顶篷只有美国有，我们派人到美国去买，但出多少钱他们都不卖，存心要卡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工系统开始自己试制。我们的军工系统是有实力的，试制成功了。35周年检阅那天，我在观礼台上看到小平同志乘坐我们特制的“红旗”检阅车过了金水桥开向东单方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但过了十几分钟车还没有过来，我的心就慌了，生怕车抛锚了。我对“红旗”的总体质量是不太放心的，但对这辆“红旗”的质量我是绝对放心的。但为什么20分钟了车还没有过来呢？我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我的周围人山人海，大家欢呼雀跃，我却不闻不见，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小平同志和他的检阅车，心里的那个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直到检阅车平稳地开过来，我的心才放下来。才看到自己周围欣喜的人群，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红旗”是我国第一个叫得响的轿车品牌，我们造车人对它也是情有独钟，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红旗”还在改进。现在的“红旗”，质量比起当年好多了，只是我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型，毕竟那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
(本信息真实性未经国际模具网证实，仅供您参考。)国际模具网
“红旗”仿制出来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去检测和试验。按规定，新车总成要单独试验，要大量的数据；整车要有各种道路、环境及温度条件下的试验数据，等到毛病都消除了，达到设计标准了，才能投入批量生产并交付使用。但那时只要政治标准，车一出来就到北京报喜去了。而且刚好赶上国庆10周年，上级指示要用我们自己的“红旗”参加10周年庆典的游行。我是技术负责人，我知道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是不稳定的，我那个担心啊，可以说是胆战心惊，生怕哪一辆出毛病。还好，我们的”红旗”全部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以后“红旗”就开始小批量地生产了，但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小毛病很多，特别是外协件问题大。我们的驻外大使反映：“红旗”的毛病太多，执行外事活动时，列队跑的“红旗”，说不定哪一辆就“抛锚”了。有几次，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我们的大使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时间长了之后，驻外大使和中央领导慢慢地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
到了80年代，“红旗”的生产暂时停了下来。作为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负责人，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红旗”是先天不足，后天难补啊。但“红旗”终究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品牌，国内政治还是需要它。那时，我是中汽总公司的总经理，我告诉一汽老总耿少杰，“红旗”要脱胎换骨，但不能改头换面。“红旗”的外型全国人民都认可，不能改。对事关安全的重要零部件，如发动机、转向、制动等关键产品要进口。我又找到田纪云副总理要了外汇，保证了进口所需的资金。经过改进的“红旗”，质量明显有了提高。我坐着改进的“红旗”让李鹏总理看，李鹏总理对新“红旗”很满意。我想乘机挽回“红旗”的面子，就对李鹏总理说：这辆车送给你，做你的办公用车。李鹏总理说：“不行啊，我用车需要中央警卫局批准，我个人无权决定。”我不泄气，又找到薄一波同志，提出让他用我们的新“红旗”。薄老很高兴地答应了我，将自己的座车换成了新“红旗”。以后又有很多中央领导在我的游说下重新换上了新“红旗”，我自己也走到哪里都坐“红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亲自为“红旗”做广告。这期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1984年建国35周年，邓小平同志要检阅三军，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副局长找到我说：小平同志检阅三军需要一辆绝对保证安全的防弹的“红旗”检阅车，希望我们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造出来。小平同志检阅要用我们的“红旗”，这对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同时我也掂得出这件事的分量，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按我国当时的造车水平，防弹车没问题，但关键是那个可收放的车顶篷的防弹问题。顶篷是个软东西，这种防弹的顶篷只有美国有，我们派人到美国去买，但出多少钱他们都不卖，存心要卡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工系统开始自己试制。我们的军工系统是有实力的，试制成功了。35周年检阅那天，我在观礼台上看到小平同志乘坐我们特制的“红旗”检阅车过了金水桥开向东单方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但过了十几分钟车还没有过来，我的心就慌了，生怕车抛锚了。我对“红旗”的总体质量是不太放心的，但对这辆“红旗”的质量我是绝对放心的。但为什么20分钟了车还没有过来呢？我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我的周围人山人海，大家欢呼雀跃，我却不闻不见，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小平同志和他的检阅车，心里的那个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直到检阅车平稳地开过来，我的心才放下来。才看到自己周围欣喜的人群，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红旗”是我国第一个叫得响的轿车品牌，我们造车人对它也是情有独钟，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红旗”还在改进。现在的“红旗”，质量比起当年好多了，只是我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型，毕竟那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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